长期以来，欧盟包括西方的环保组织、左派媒体一直对碳信用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是因为高质量的碳信用项目少之又少，额外性难以论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企业大肆购买碳信用会削减自身减碳的动力。

并且，通过购买碳信用将减碳责任转移无疑是一种漂绿行为：企业借此将自己的产品贴上了零碳、碳中和的标签，损害了消费者对于绿色产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近日，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漂绿行为，欧盟内部达成了一项临时政治协议，对《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UCPD， Directive 2005/29/EC）和《消费者权利指令》（CRD， Directive 2011/83/EU）进行修订，取缔标有“气候中和”的消费产品的含糊环保声明，比如“环境友好”、“天然”、“可生物降解”、“气候中立”或 “生态”等通用的环境声明，如果没有所谓“卓越的环境表现证明”将被禁止。

协议中的关键条款还包括：禁止基于排放抵消计划（包括企业自己投资的碳信用项目），从而声称产品对环境具有中性、减少或积极的影响的宣传，如产品的“碳中和”声明。
相关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条款，意味着中国企业为了无法通过碳抵消机制去抵扣欧盟CBAM碳关税。也为国内眼花缭乱的“碳中和工业园区”、“零碳工业园区”敲响了警钟！

野蛮生长

《未来智慧园区白皮书》数据显示，未来90%以上城市居民工作生活在园区，80%以上的GDP和90%以上的创新在园区内产生。

“城市分区，企业入园”，以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各类型园区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而作为能源消耗活动的聚集地，工业园区贡献了全国31%左右的碳排放，是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要素。如果说园区是城市的细胞，那工业园区就是为细胞供能的线粒体。

近十年来，为减少碳排放并应对欧美等发达地区构筑的“碳壁垒”，低碳社区、低碳工业园、近零碳排放区、零碳园区在我国遍地开花。

据《零碳智慧园区白皮书2022》，截至2021年，中国已经开展了6个低碳省（区）和81个低碳城市、51个低碳工业园区、400余个低碳社区和8个低碳城（镇）试点，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试点体系。

零碳园区相关地方政策

但从具体实践来看，这些园区并不是真正做到了“零碳排放”，大多数园区通过可再生能源替代和一系列能耗管理后，仍需要购买碳信用中和剩余的碳排放。

“工业园区其实是做不到零碳的，但地方政府总觉得上来要有一个特别响亮的题目：我这就是零碳工业园了、就是零碳未来城了、就是零碳社区了。现实中不太可行，要客观探讨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副主任陈臻说。

一家致力于零碳园区开发的企业内部人员说：有些工业园区风力资源不丰富，光照也不充足，不适合安装分布式风光发电，但为了打造绿色品牌，企业只得购买绿电和绿证，以对外声明：实现了100%的可再生电力的消纳。

“西方碳壁垒加固、CCER重启在即，消费者包括整个市场对于能源运营的需求一定会提升。”金风零碳总经理胡江曾判断。

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积极推动、碳市场和绿电市场日趋成熟，企业降费减碳的需求强烈，零碳投资服务商随之兴起，零碳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然而，“零碳园区”的盛名之下，是其商业化模式不成熟、建设标准空白、园区同质化等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部分地区对于“零碳园区”的认知仍停留在概念谈论阶段，相关机制体制环境也尚未完善、框架和建设路径尚不清晰、相关技术条件仍不成熟。

同样打造零碳园区，不同的投资主体的方向也不同，从入局的玩家来看，既有传统的综合能源服务商推销能源管理方案、又有传统的风光企业助攻分布式风光设备和储能、还有碳资产管理公司主推碳监测与碳核算。

这就导致了不同的投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服务和产品标准，园区内的零碳设施和服务的品质可能会出现差异。每个投资主体可能持有不同的信息和数据，导致园区的整体数据和信息可能不完整或存在偏见。由于参与方的多样性，难以为园区设定一个统一和明确的零碳标准。

此前，只有内蒙古形成了零碳产业园相关的完整地方标准体系，其发布的《零碳产业园计量评价规范》地方标准，结合已发布的《绿色电力应用评价方法》地方标准、《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规范》地方标准，填补了零碳园区建设标准的空白，但国家标准仍然失位。

零碳园区设计方案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陈吕军研究认为，在工业园区层面，温室气体核算已有一些研究，但尚未形成规范、统一的核算标准。此外，由于在国家统计体系中工业园区并非专门的统计单元，各园区数据的统计范围、口径及可得性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导致不同研究中采用的核算边界、范围与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制约了核算结果的可比性。
对于当前的零碳园区来说，如何提供数据集成、消息集成、服务集成等多类标准化的集成方式，实现对能耗数据、储能、光伏等全量业务数据共享、融合联动，将双碳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加工处理等相关技术和对应解决方案仍需进一步探索。

关键问题

作为碳中和主战场，工业园区的绿色转型是掌握好经济增长与碳约束之间平衡的关键。

我国不同部门碳排放构成

来源：国际能源署

陈吕军曾表示：对于园区来说，控能和控碳都是应该做的事情，但实际上产业园区“千园千面”，要根据园区绿色发展水平、经济规模、主导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等属性进行分级分类，明确各类园区低碳转型的行动重点。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9月27日发布的《工业园区低碳研究报告》认为：“十四五”期间，能效提升仍然是工业行业减煤降碳潜力的主要来源，能源结构调整在当下更多是作为补充。
据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副主任陈臻分析：特别是对于产业和用能结构固定的存量园区，更多是在能耗端和产业链上降低碳排。实在不行就通过绿色电力交易购买绿电，或者通过PPA购买长期的绿色电力。

然而，由于我国绿电主要来源于风光大基地，沿海像江苏、浙江发展风电光伏的资源很有限，但是我们沿海地区要用绿电就涉及跨省交易问题。

“跨省的绿电交易目前在政策环境上、市场交易规则上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想要绿电的买不到绿电或者想要便宜的绿电，怎样通过全国统一的绿色电力交易市场让绿电能够流动起来，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园区的绿色电力已经成为吸引投资的关键基础设施。确保其稳定供应对于吸引投资至关重要。

核心问题是电价：现实情况是如果绿色电力的成本超过了煤电，企业首先会考虑生产成本，不会仅仅基于环保情怀或对抗气候变化而选择绿电。

如何调整机制，使得绿电在电价上至少能够有所降低。哪怕降低一分，对于企业来说非常关键。尤其在供应链中，需要尽快将改善企业的绿电供给纳入议程。

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沿海以及苏州等全国领先的园区经济地带率先作为示范，推动相关政策上的突破。

对于投资主体不同导致的园区规划的能耗和降碳规划不一致问题，陈臻提议通过环科院、环保协会等机构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协调各个主体利益之间协调发展的一些样板，从而进行推广和示范。

总之，是否带有“零碳园区”的帽子不重要，如何真正落实减排行动，完善体制机制才是关键，针对欧盟对碳信用及相关环保声明的修订立场，中国在建设零碳工业园区时不应仅依赖碳抵消机制，而需针对园区特点，提高能效，真实降低碳排放。

此外，工业园区应确保其碳信用项目真实、高质量并避免误导消费者的“漂绿”宣传。面对未来的国际市场，中国工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是必由之路。

原标题：真趋势还是炒概念？遍地开花的零碳园区能否成为储能下一个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