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于诸如“全额收购”、“优先发电权”的落实的障碍，可谓是有一大堆，既包括技术上需要配套的电网的条件，也包括利益上需要协调的调峰以及地方之间的关系等。如果更进一步细究相关的法律来看，由于对一些关键的问题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落实路径，或者规定的过于模糊，可能也是其难以落实的原因。

比如，在《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全额收购”的法条中，还有一段可以视之为附加条件的文字：发电企业有义务配合电网企业保障电网安全。

因为新能源的发电本来就不稳定，如果电网企业以大幅度的波动可能影响电网安全为由，而进行限电，则很难说其是否违反了该法律。

可行路径

就在最近，国家发改委又下发了相应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电网要落实电力体制改革的精神，建立优先发电、优先购电制度。

具体而言，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省级发电、供电计划中，由其落实优先发电、优先购电制度。而跨省发电、供电计划，则由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负责。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对于电力消纳较为良好的中东部省份，建立优先发电制度，可能会有利于当地新能源项目的消纳。

而此举是否会对西部省份的电力消纳带来积极影响，可能还很难说。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在于，跨省外送仍然是西部省份的主要消纳方式之一，而跨省发电、供电计划由电网公司制定的同时，还需要接受受电相关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即便西部省份想大规模外送，但如果没有更多的接受省份，落实起来也仍然是个难题。

因此，就现实来看，可再生能源的优先发电权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更多是与利益相挂钩。由此，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思路，尤其是需要在利益补偿以及协调方面做文章。可行的方法包括，尽快落实官方提出的新能源保障性发电量，保障新能源项目合理收益的基本利用小时数等，而由此需要的财政支持资金的来源可能是一个问题。

与之相比，通过发电权交易，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路径。比如，可以为新能源发电项目确定年度固定的发电量，对于由于限电没有用完的发电额度，可以到市场上去交易。在由于电力供过于求而带来的发电权紧张的市场环境下，发电权交易应该还是有市场的。

而对于新能源企业来说，可能也要抛弃掉此前承诺的高收益的幻想，而接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