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来自国际的风险和挑战增多,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的方针,应客观认识新能源产业国际风险挑战的特点和外在表现,积极发挥政府、市场、企业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作用,因势施策、合理应对,为我国新能源产业抢抓战略机遇期、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策略参考。
新能源产业面临的风险挑战
“卡脖子”核心技术封锁风险。我国新能源产业经过多年发展与积累,在工程科技领域具备了相对技术优势,部分已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但在高端新能源材料领域,我国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光伏胶膜核心原材料之一的聚烯烃弹性体(POE)全部依赖进口;高性能硅碳负极、高端隔膜材料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氢燃料电池方面还存在着质子交换膜、膜电极、碳纸以及储氢材料等关键材料的“卡脖子”问题。新能源汽车行业芯片短缺仍然是制约发展最大的瓶颈之一。
资源端控制和原料垄断风险。我国新能源产业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世界市场”,在原料资源供给端,我国新能源产业家底薄弱、内供不足。镍、钴、铜、铝、锰、铬、锆、铍、铂族金属等资源储量全球占比不足5%,锂仅占7%。境外资源分布和生产又高度集中,上述资源储量和产量前3位的国家全球占比超60%。我国未来对锂等稀有矿物质的需求将继续飙升,风能、太阳能和电池技术将继续面临越来越多的供应链障碍。
国际市场排挤的脆弱性风险。在市场销售端,我国风电、光伏、储能、新能源车全产业链飞跃式发展,相关产品在海外市场竞争力快速提升。在光伏领域,目前全球75%~80%的光伏电池产能来自中国,到2025年,中国的光伏产业链将占据全球95%的产能。在风电制造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业基地,风机产量占全球50%以上。我国新能源产业在海外市场的高占有率表面看是好事,但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又表现出很大的脆弱性,地缘政治、经济制裁、贸易规制等因素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国内企业在境外的无序和低价竞争,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
标准、规则等制约性风险。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标准、产品检测、碳排放测算、认证等体系还不完善,没有形成支撑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新能源产品出口的国内行业标准未完全与国际标准接轨,而西方国家掌握着标准和认证的话语权,增加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限制性风险。
供应端结盟和“去市场化”趋势加剧。据国际能源署2021年发布的报告,预计2040年全球锂、钴、镍等需求将比2020年增加6倍,加之地缘战略思维兴起,未来围绕新能源矿产的全球布局和竞争将愈演愈烈。南美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锂三角”国家正推动建立一个“锂矿行业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意欲结盟主宰国际市场锂矿定价权。其他几个锂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在采取动作,墨西哥通过锂资源国有化法案、成立国有化公司;加拿大工业部要求3家中国锂矿公司剥离其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投资。此外,资源国在供应链实施“去市场化”手段,要求60%以上的在建矿山与中下游签署包销协议,并要求产品仅在特定地区消化,这些举措增加了新能源产业链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贸易保护政策干扰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美国直接推出产业政策,其公布的总金额为43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中,有3690亿美元名义上是用于保护气候变化,但实际上是拟对美国本土制造的锂电、光伏等新能源产品进行高比例现金补贴或税收优惠补贴,前提是汽车必须在美国和北美地区进行总装,而且所使用的电池及制造电池的原材料均应来自北美地区。同时美国与其“可信任友好国家”间构建供应链合作和贸易关系,干扰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
碳关税、碳壁垒影响中国产品海外竞争。全球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碳中和计划推动绿色低碳技术革命加速兴起,高标准生态环境保护和低碳排放要求将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还将面临国际绿色壁垒的影响。美国近年来持续对中国大陆锂电、光伏产品征收关税。欧盟也步其后尘,祭起碳关税大旗,该机制将于2023年10月起试运行,2026年全面实施,锁定的行业包括电力及钢铁、铝等高碳排放和高能源消耗的行业。未来这些进口产品要符合欧盟气候标准,加大中国企业新能源产品的出口难度。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应对策略
提升新能源产业链战略定位,落实落地激励政策。目前,“十四五”时期即将过半,应重点抓好财税、人才、土地、金融等各项政策落实落地,把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建议编制新能源产业发展安全指数,将新能源对外依存度、核心技术自给能力、市场定价权、企业竞争力等作为主要指标,强化对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风险监测预警,对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分析研判,及时处置潜在风险。
推动全球资源配置和产能布局,降低对外依存度。我国新能源企业要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构建国内资源配置和国际资源配置“双轮驱动”的格局。一方面要通过循环利用、技术创新等手段减少资源消耗,同时要选择可替代资源,如宁德时代通过钠离子电池替代锂离子电池已取得极大成功,提高了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和后备潜力;另一方面还要深化国家间合作,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基础原材料的探矿和开采储备,加大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和产能布局。综合权衡新能源产业链在国内和海外建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可因势利导向东南亚等地转移产能,规避个别国家的贸易壁垒,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掌控力。
加强国企、民企产业链协同,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近年来中央企业推动实施的现代产业链链长行动计划,就是非常好的抓手。在共同开辟新能源产业海外市场方面,加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高效协同,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优势互补,布局产能合作网络。同时,还应发挥国有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之间的横向协同。近期央企在新能源方面的专业化整合就是很好的方向,有利于实现新能源发展从规模扩张向专业化、集约化转变,对于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效率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民营企业之间可在原材料布局上通过上下游联动实现互补短板。
扩大新能源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合作水平。我国新能源产业链综合能力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为积极应对外部的各种挑战,需要新能源领域加快实现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在制度层面的国际交流和对话,解决贸易争端、贸易制裁等问题。积极发挥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的整合力量,加快加强新能源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接轨国际标准、规则和普适方法,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高度融入国际能源一体化产业链供应链,推进建立国际合作新模式。
加快重大核心技术突破,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技术仍有待突破,在高比能量电池、高安全电池、长寿命电池方面仍需加大研发力度;高效高密度驱动电机系统等关键技术相较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缼芯少魂”的芯片、自动控制系统短板更为致命。应依托能源领域优势企业布局设立一批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整合产学研用科技力量,联合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锻造新能源关键技术长板,大幅提升新能源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有效防范产业链关键环节风险。
原标题: 新能源产业如何应对国际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