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问：德国留学生活带给您的改变是？

沈辉：德国人的严谨、实在及认真是对我影响最大。还有就是科学研究与国家经济紧密联系。当时在德国夫朗霍费应用科学促进会下属的不莱梅应用材料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的使命就是为了促进工业进步，而马克斯普朗克应用科学促进会下属的研究所主要就是重大基础研究，就是要去争取诺贝尔奖的。

我自己的定位就是首先培养学生，给他们创造好的科研环境，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外就是为光伏技术与产业发展做一点点事情。还好，我们培养的学生在国内光伏界影响很好，也有两个专利转让给两个著名光伏企业。如果我的学生毕业后改行不做光伏方面工作，我会感到无比失望与悲伤。

问：一些人认为科研工作者是“严肃”、“理性”甚至“古板”的，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刻板印象？

沈辉：我们缺少很好的科研土壤、气氛与传承。我是注重精神传承的，在中山大学理工学院，我最敬重莫党教授、张进修教授，因为他们身后曾经站着黄昆、葛庭燧两位真正的科学大师。莫党教授自70岁退休后一直与我们在一起，他与我们研究所全体师生都相处的很融洽，让我们深深感受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与高尚人格。

事实上，大都科研工作者在工作时是严肃的、认真的，但一般不会古板，有很多是和蔼可亲的，像我在科学院工作时的何怡贞先生，可以随便拉家常，我与多位70岁以上的院士都有很好的联系，他们很容易接近。

像前几年被看好能够竞争诺贝尔奖的瑞士联邦理工Gratzel教授，我是通过他的一个博士生到办公室拜访他的，没有任何架子，与普通人一样热情好客，也开玩笑。我先是小心用英语与他聊天，后改用德语，他好高兴，因为他原本是德国人。科研工作者也是人，与普通人没有太多区别。如果有点不同的话，应该是比较专注与执着。

我个人非常崇尚陈寅恪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认为这是我们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你们在我们太阳能系统研究所或顺德研究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

问：有学生听到您在讲座中说自己希望能制造一个“光口袋”，评价您是一位很感性的人，生活中有人这样评价您吗？

沈辉：我是比较实在的人。科学探索是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地。我是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博士毕业，我儿子是瑞士联邦理工博士毕业，我们两代人都做好在科学上默默无闻、无所建树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科学的探索与追求。刚到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不久，一些老人就告诉我们年轻人，要做好科学殉葬品的准备，能够有科学建树的是极少极少天才又勤奋的人，但是国家仍然需要千百人去努力去奋斗，尽管能够闪光或冒点火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值得欣慰的是，只要我们努力，多少能够社会做点有用的事情，如培养一些学生，或为企业发展提供一点帮助等。

问：目前您所负责的研究已经取得什么进展、突破吗？

沈辉：突破谈不上，进展是有的。科学上突破或创新，我比较心虚，我认为我们千百万人当中，有一个有一点科学上突破或创新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当然我比较傲悲观，我会去用一生的时间去努力，哪怕一事无成，也无悔。我想多少能够对社会有点用处，就可以了。

问：您怎么看待现在国内高校产学研结合不够密切甚至脱节的情况的？

沈辉：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从历史上看，我们国门关了那么久，突然打开了，企业家通过全世界找技术，引进先进的装备、先进的理念发展起来。我们中国的大学、研究所就很难有个过程，因为国外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沉淀，它的水平，尤其是工业水平就提高了。

所以我们一方面基础研究要做，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更鼓励投身于国家第一线去的。我们实验室主要在这方面培养了一些人才。我比较骄傲的，不是百分之百，绝大部分学生都留在光伏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的学生都泡在实验室，“真枪实弹”地培养的，每个人都要做几百片、上千片电池堆出来的，真正让学生学到东西，不是“烧杯科技”，做两下子就写论文去了。这是我们把德国的理念带过来了。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要保证硬件，实验的条件，跟工厂紧密结合。学生学到东西，我感到很开心啊，你看我们学生到工厂里面，都呆很长时间，时间到了说还要半年，一年。你培养学生做什么，不是培养学生能力吗？

我们走这条路，想学生在这行业有地位，不影响别人。我们高校最大精力就是培养学生，我们的学生要有出路，如果你培养的人连生存都不能，你讲其他东西是没有用的，培养的学生不用找工作，工作来找学生，几个单位等着你的学生来，这就是大学的标准。所以我们是这个追求，紧贴这个光伏行业。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