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皮书中提到,若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到2030年,我国利用生物质能将减碳超9亿吨,到2060年将减碳超20亿吨。
生物质能总量比全球能源消费需求大两倍
根据蓝皮书显示:生物质是指通过光合作用而形成的各种有机体,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的能源是生物质能。而所谓生物质能,就是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贮存CO2,转化为生物质中的化学能,即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唯一一种可再生的碳源。据计算,生物质储存的能量比目前世界能源消费总量大2倍。
在生物质能作为零碳能源的利用过程中,如果增加碳收集和储存过程,收集产生的CO2,能够创造负碳排放,可以成为环境修复的方式之一。碳负排放被广泛认为是限制全球变暖,达到碳中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物质能不仅具有零碳能源属性,还将作为负碳能源积极发挥作用。
为了控制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幅度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2℃以内,《巴黎协定》缔约国努力实现碳减排目标,许多国家提出自身碳减排要求,生物质能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庄严承诺,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中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
IPCC指出,历史上经济发展与能源利用、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密切相关。可再生能源有助于摆脱这种相关性,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如果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并采用高效率的技术,那么生物能源具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显著潜力。某些现有系统和未来的重要选择,包括多年农作物、林产品、生物质剩余物和废弃物以及先进的转换技术,能够发挥显著的温室气体减排作用,即与化石能源基准值相比,可减少80%-90%的排放。
发展生物质能同时可以解决我国城乡各类有机弃物无害化、减量化处理问题,如果生物质废弃物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在自然分解的情况下,将释放出甲烷等温室效应更强的气体。因此生物质能的环境、民生、零碳等社会价值需要获得足够的关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大背景下,未来生物质能发展将需走一条“农业-环境-能源-农业”绿色低碳闭合循环发展之路,在发电利用和非电利用上,生物质能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促进乡镇能源结构整体提升。
2060年生物质发电碳减排量超4.6亿吨
生物质能作为是国际公认的零碳可再生能源,通过发电、供热、供气等方式,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交通、生活等多个领域,是其他可再生能源无法替代的。若结合 BECCS(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生物质能将创造负碳排放。未来,生物质能将在各个领域为我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做出巨大减排贡献。
目前我国生物质资源量能源化利用量约4.61亿吨,实现碳减排量约为2.18亿吨。
2020年生物质能源化利用量(亿吨)和碳减排量(亿吨)
在2030碳达峰背景下,生物质能利用主要在供电、供热等领域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替代。2021年--2030年,生物质清洁供热和生物天然气能在县域有效替代燃煤使用,在县域及村镇构建分布式能源站,彻底改变农村用能结构。生物质清洁供热和生物天然气的应用在处理各类废弃物的同时,产生清洁能源,为居民供暖供气,助力实现全面乡村振兴。预计到2030年,生物质能各类途径的利用将为全社会碳减排超过9亿吨。
未来,电气化将占用能主导地位。生物质能利用主要集中在难以用电气替代的领域,如航空、生物基材料等。负减排技术 BECCS 将会得到大力发展。到2060年,将实现碳减排超过 20 亿吨。
2030年生物质各碳减排路径下碳减排量(亿吨)
根据统计分析,预测到2030年我国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200万千瓦,提供的清洁电力超过3300亿千瓦时,碳减排量超过 2.3 亿吨。到 2060 年,我国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0000万千瓦,提供的清洁电力超过6600亿千瓦时,碳减排量超过4.6亿吨。
应对挑战生物质能要抓好三方面工作
虽然生物质能对于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但蓝皮书指出,“双碳”目标下我国生物质能行业仍面临以下挑战:
对生物质能认识有待提高。受传统生物质能(土灶台燃烧薪柴)“脏乱差”影响,整个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对发展生物质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个别地方把生物质燃料当作仅次于散煤的高污染燃料,采取限制发展政策。
部门协调仍需加强。相比较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管理职能较为分散,发改、财政、能源、环境、农业、住建、林草等均有相关职能,管理职能过于分散,不能形成有效合力,造成政出多门,有限资金不能集中使用,甚至出现部门间政策相互掣肘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的发展。
发展责任主体需进一步明确。由于生物质能产业链相对其它可再生能源较长,产业发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责任主体不够明确。在产业发展中,需要充分考虑生物质能利用的环境、民生效益,应按照《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明确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环境治理支出责任,并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在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中统筹考虑地方环境治理的财政需求,才能促进生物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政策有待创新。目前产业发展单靠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进行支持,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缺口越来越大,资金短缺已严重制约了有机废弃物能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根据统计,到2020年底,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缺口预计将突破3000亿元。生物质发电企业,特别是民营发电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压力。同时由于普惠制的废物处理补偿机制尚未构建完全,生物质能非电利用领域发展规模受到资金限制,高成本与低竞争力制约生物质能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造成了生物质能发电利用竞争力不强,发展规模受限,非电利用又没有形成规模的局面。
相关标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如缺乏生物质锅炉专有排放标准,造成各地相关职能部门管理标准不一,项目中存在大量审批难问题,严重制约行业发展;已有的碳减排方法学未能覆盖全部生物质能行业,导致了在CCER市场启动后,部分项目的碳减排量不能被认可,无法参与市场交易。
行业统计监测体系仍需健全。我国生物质能统计存在调查面不全、数据质量不高、指标体系健全等问题。目前仅在发电利用方面对发电量有较为详细监测统计,对所处理废弃物情况也无统计。其他利用如供热、生物天然气(沼气)等其统计体系尚未开始建设。此外,如果项目缺乏长期有效的排放检测和生产数据跟踪,未来将无法有效支撑温室气体减排核证工作。
生物质能产品市场消纳路径未完全打通。生物质能利用普遍市场化程度较低,后端产业链没有有效打通,如生物质能清洁供热、生物天然气、生物质液体燃料都处于发展初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后端产业链没有有效打通,面对市场时需要接受与同类型化石燃料产品的竞争局面,市场化发展路径单一致使行业发展缓慢,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
针对以上挑战,蓝皮书从政策、技术、市场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建议。在政策层面主要有六点,一是提升对生物质能绿色零碳属性的认识,二是完善生物质能产业发展顶层设计,三是建立有机废弃物有偿处理机制,四是加强生物质替代燃煤锅炉支持力度,五是进一步推广配额制,六是建立试点碳税征收机制。
在技术层面,蓝皮书建议完善生物质能碳减排方法学、开展生物质清洁供热各项标准建设、建立生物质能产业监测体系。
在市场层面,首先要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其次要将生物质能减排量在碳市场中优先交易最后要打破生物质能源产品消纳壁垒,促进产业发展,体现生物质减排效益。
原标题:2060年碳减排超20亿吨!生物质对实现碳中和竟有如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