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但当前我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基础依然薄弱，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的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离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在近日召开的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1年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

多位与会人士指出，在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我国实现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着多重压力，应充分考虑各种成本，选择合适路径。

坚定不移推动煤炭消费量尽早达峰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指出，从我国落实自主贡献的实践看，与2005年相比，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下降了48.4%，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7.9亿吨，既超额完成对外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又很好地实现了气候行动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

不过，谢振华同时表示：“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科技及基础能力偏弱，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面临巨大挑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看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能源转型是挑战也是机遇。“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能源转型的路径大体一致。首先是节省煤炭，所以全球的煤炭占比从上世纪90年代的30%下降到16%以下，其中美国的煤炭占比已经减少到10%左右。其次是控制煤电，实现电力系统的近零排放。我国最近几年煤炭占比和煤电占比也在不断下降，煤炭占比从2013年的70%左右下降到现在56%左右，燃煤发电从近80%下降到63%左右，都是由于我们制定了逐步摆脱煤炭为主的战略方针，降碳目标已经成为我们彻底解决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重要机遇。”

因此，李俊峰建议：“要尽快完成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到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的政策转变，坚定不移地推动煤炭消费量尽早达峰，合理控制煤电发展节奏，同时合理控制非化石能源发电，特别是风力发电的节奏，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处理好降碳与成本之间的关系

多位与会专家指出，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处理好降碳与成本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体量巨大，转型成本高昂，其中有可预见的成本，更多的是不可预见的成本。这些成本分摊在政府、企业、居民身上，以及各个地区的城乡之间。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这些成本如何消解，是我们能否实现减污降碳目标的根本性因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刘尚希指出：“当前，减污降碳离不开政策体系、技术体系以及核算统计体系支撑，这些体系的建立都面临着成本问题。”以政策体系为例，能耗双控措施下，一些不达标的项目就得停产，哪怕这个项目已经投了上百亿元甚至千亿元。这都会带来巨额的成本。在资源富集的地方，此类压力更大。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降碳目标的核心，就是成本问题。

“所以，把握好转型的节奏、步伐，要考虑成本约束。如果不顾成本约束，只考虑目标，以‘运动式’的方式来推动降碳，可能将是一场灾难。要充分考虑改革、政策、技术创新中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这其中有些不确定性是可以降低的，比如政策出台的节奏、力度是可控的，但有些是不可预见的，比如国际环境的变化或者出现一些颠覆性的技术，这些带来的不确定性成本是难以充分考虑的。我们只有充分考虑成本约束才能行稳致远，因此应更进一步拓展现有的成本风险评估框架。”刘尚希说。

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

国际能源署（IEA）于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能源行业2050净零排放路线图》指出，到2050年，全球近90%的发电将来自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合计占近70%，其余大部分来自核电。届时，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和水能将占能源供应总量的2/3。

在李俊峰看来，全面实现能源转型，需要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技术创新是能源转型的最大推手。技术的进步是可以叠加积累的，且永远不会退步。所以随着技术进步，能源发展的内容可以不断更新，发展的成本可以不断下降。因此能源转型的第一个逻辑就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第二个逻辑，就是成本的降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能源转型方向也改变了，过去是煤炭替代生物质，接着油气替代煤炭，都是从低成本走向高成本的方向。现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再将能源成本由高成本走向低成本，甚至走向零成本。”

“技术依赖促使形成能源系统，重塑国际关系。能源供给不再是少数国家的专长，能源技术的突破使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能源独立和安全。美国的页岩油、页岩气技术革命已使油气开采成本大幅度下降，为全球的油气价格划了一条红线，高油价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国光伏发电的成本为未来的发电价格划了一条红线，电力价格只有下降。电动汽车的出现与发展给石油资源国的行为划了一条红线，他们不能再以断供相要挟了。”李俊峰说。 

原标题：降碳要充分考虑成本约束